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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薪能理解,但不想“被通知”

  【关注复工复产中劳动争议焦点问题③】

  低落用工资源是疫情下部分企业的自救措施,颠末协商,一些劳动者表示可以吸收,但也发出心声——

  降薪能理解,但不想“被看护”

  人夷易近视觉 供图

  涉猎提示

  疫情对经济运行冲击显着,部分劳动者在复工后面临降薪。降薪、调薪是疫情下部分企业求生的自救措施,守望互助、共克时艰也是当下大年夜部分企业和劳动者面对危急时配相助出的选择。也有部分劳动者担忧,有企业拿“疫情”当幌子违法降薪。面对疫情时代的薪资问题,员工等候更多“话语权”。

  4月,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机构艾媒咨询宣布了《2020中国“新冠疫期”企业信心与降薪行径数据查询造访申报》,申报显示,46.6%的受访者表示疫情时代薪资较前6个月匀称月薪呈现下降。面对降薪,跨越54.2%的受访劳动者觉得,疫情时代经由过程协商等合法道路,薪资调剂是可以被理解和吸收的。互信互谅、共渡难关成为大年夜多半企业和劳动者的选择。

  不过,《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明,有部分劳动者担忧:有企业拿“疫情”当幌子,在降薪时打违法侵权的歪主见。

  博弈:合法降资源照样有意甩负担

  “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了较大年夜冲击,且你公司临盆天资不全,经董事会钻研抉择,刻期起歇工停产。”4月2日,博若森(福建)装饰有限公司木作工厂工人齐飞和20多名工友复工还不到一周,便接到了总公司寄来的歇工看护。与这张看护一路送到的,还有房主寄来的欠款见告书。因为公司拖欠房钱,仓库车间和职工宿舍在当月租赁条约到期后,将被一一清退。

  令齐飞和工友们不解的是,临盆天资不健全是2019年9月总公司便发明的问题,为何董事会在半年后才作出歇工停产的抉择。工友们仔细钻研了看护上的各项条目,却没有发明停产后复工的光阴。歇工期内工人们只能收到每月不到500元的养活费,春节以来被欠下的人为也没了下落。

  “这是在克扣我们的人为,逼我们走。”“疫情时代公司经营压力大年夜,要低资源运行,请你们理解。”4月15日,在福州高新区劳动争议调停中间,齐飞代表工友和公司上海总部的认真人面对面协商。

  在协商前,齐飞和工人们查看了公司年报和每月财务报表。企业经久经营不善,资金缺口在去年就已形成。在齐飞看来,疫情成了企业甩负担的饰辞,降薪则是变相裁员的对象,“老板想要省的便是那笔经济补偿金”。

  协商着末有了却果:企业吸收部分职工的告退申请,并批准支付经济补偿金。

  福建谨而信状师事务所状师朱柏涛表示,疫情时代非员工本人缘故原由导致歇工停产的,企业在一小我私家为支付周期应按照劳动条约标准或者视同政策出勤支付人为,跨越一小我私家为支付周期之后,可以按照养活费支付人为,支付金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人为标准。

  朱柏涛提醒广大年夜劳动者,在签订歇工协讲和降薪协议时,要留意文书中是否明确约定降薪的幅度和刻日,防止被企业“永远降薪”或“超标准降薪”。

  担忧:特殊工时制加班费会“蒸发”吗

  刚刚以前的“五一”假期,厦门某防护用品临盆企业工人林源静和流水线上的工友们一天都没有苏息。她们穿戴防静电服在车间里加速赶制防护服订单,机械24小时不绝,她们10个小时不苏息。

  3月,林源静所在的企业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了特殊工时制。今年1~4月,厦门共开出179张特殊工时制审批经由过程的看护单,涉及职工107104人。

  经由过程实施综同谋略工时事情制,企业可以综合调度应用年度内的苏息日,实现企业临盆淡旺季调节。以林源静所在的企业为例,公司可以将未来临盆淡季的苏息休假调度用于当下防护用品临盆的旺季,职工加班加点多出的工时可在临盆淡季时享受相适时长的带薪休假。

  让林源静担忧的是,她和车间里的不少工人都是临时工,企业现在不发加班人为,几个月后自己若是离职,就有可能拿不回这些加班的“血汗钱”。

  针对林源静的疑问,福建拓维状师事务所状师胡春芳呼吁,人社部门应严把审批关,以防疫情之下禁绝时事情制被滥用。

  胡春芳奉告《工人日报》记者,企业在陈诉禁绝时事情制时,必要阐明拟推行特殊工时的工种及职工人数。假如林静源所在岗位确属特殊工时岗位的陈诉之列,职工回绝推行特殊工时轨制的,双方只能解除劳动关系。

  “推行特殊工时轨制并不料味着企业可以无限定地要求员工加班。”胡春芳强调,特殊工时轨制分为综合工时制与禁绝时工时制,如该企业推行的是综合工时制,综同谋略周期内的实际事情光阴不能跨越法定标准事情光阴,即逐日事情不跨越8小时、每周事情不跨越40小时,跨越部分应视为延长事情光阴,并按劳动法第44条第一款的规定,支付不低于人为150%的加班人为。一小我私家为周期内如遇劳动节等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企业应按规定支付不低于人为300%的人为。

  胡春芳建议履行特殊工时轨制的劳动者,当用人单位在邮件、微信、事情群等平台宣布要求职工在双休日或节假日加班的看护,要及时留存加班证据。

  等候:想要争取更多“话语权”

  公司歇工停产,齐飞说自己蒙受了“被看护”。3月28日公司作出了停产抉择,直到4月2日歇工的这一天,他才在厂门口的看护布告栏上看到了自己只能拿到养活费的“看护”。

  实施特殊工时制向人社部门报批时,必要附上职工的联名意见。可林源静说,自己从未收到过企业发出的收罗意见书,扣问身边的工友,也没有几小我能说清楚新轨制中的“门道”。

  “被看护”“被迫吸收”“被降薪”……疫情之下,一些劳动者正蒙受这样的问题。采访中,面对疫情时代的薪资问题,齐飞和林源静都表达了想要得到“话语权”和“议事权”的等候。

  “疫情时代企业的降薪行径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路探讨。”齐飞表示,“拿一张降薪看护敷衍我们这些事情了十多年的老工人,把工人吸收降薪当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太没有人情味!”

  和齐飞一样,选择争取“话语权”的还有厦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市场贩卖总监张欣。她不想被迫等待HR发来“降薪看护”,而是在复工第一天主动给总经理递交了一份自己起草的“降薪协议”:志愿降薪50%,一周5个事情日坐班3天、苏息2天。张欣说:“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企业不收罗职工意见,直接发文降薪的操作要领,存在司法风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到者、福建金磊状师事务所状师黄家焱表示,若呈现职工否决,企业直接发文降薪的行径可能被视为违法,假如职工就此提出离职,企业要支付响应事情年限的经济补偿金。

  “疫情下,企业降薪弗成率性。”黄家焱呼吁,疫情时代的薪资问题要引入职工夷易近主介入,纳入集体协商内容,提交职代会审议,吸收职工夷易近主监督。(记者 李润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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